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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章背后的权力之影:晚清民国的媒体与政治

作者: 兰亭文学 来源: www.ltpic.cn 发布时间: 2019年12月10日 13:10:20

  1911年6月,上海发行量极广的《东方杂志》刊登了一幅袁世凯的照片,图中有船上二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一人在船头垂钓,一人在船尾执蒿。配图文字是:“垂钓者为尚书(袁世凯);执蒿者,尚书之介弟也。”事实上,这是袁世凯授意《东方杂志》在此时机刊登的。此时袁已被当权的摄政王载沣罢职回乡,正经历人生“至暗时刻”。而朝廷中载沣等亲贵新成立的“皇族内阁”同推动改革的立宪派诸臣矛盾深重,有大臣主张恢复袁世凯职务,但都被载沣阻拦。袁世凯名为辞官,实际仍暗操政局。他自导自演一场渔翁垂钓的画面,为的是向载沣表明,自己无争权的野心。当然,他在等待朝廷主动邀请他“挽救大局”。后来的武昌起义,便提供了机会。

  这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利用媒体传达信息的一个典型个案。我们今天,仍然会通过媒体来获得政治人物的行踪,以及判断其背后意涵。当然,媒体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推而广之,如今我们几乎在社交媒体的包裹下生活,人们在盘点过去一年亲历亲闻的大事件时会发现,媒体不仅影响着我们对事件的记忆,媒体甚至是事件本身的制造者。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不仅重塑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也撬动了原有的社会规则。而这种现象正要追溯至晚清民国时期大众媒体在中国的诞生。马建标的《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以还原史实的方式,以包括“袁世凯垂钓”在内的诸多个案,为权力与媒介的关系,提供了无数生动的新细节。

  媒介传播的政治化

  熟悉历史的人,自然知道报刊对近代中国的意义。自晚清中国有报纸以来,其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媒介,内容日益丰富,时至清末,已有《申报》、《大公报》、《顺天时报》等综合性商业大报,版面覆盖到政治新闻、社会资讯、和文学作品,并有成熟的商业广告和摄影内容。民国以后,报刊的门槛更愈来愈低,地方报纸和时效性小报铺天盖地,而批量化印刷技术使得报纸得以留存于世。近现代报刊能够全方位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观念,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史料。因此,不少学者都惯于用报刊观察和研究近现代的中国。

  回到“袁世凯垂钓”的案例。一张赋闲政客坐船垂钓的照片,似乎再正常不过,外人很难看出任何波澜。但是,在政商界的精英眼中,这却是非凡的政治信号。中国传统政治权力分配的秘密性尚存在于袁世凯的时代,但这种规则已经藉由现代传媒而迭代升级,形象依赖印刷术的流通,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权力武器。而报刊就肩负为特定派系政客传声的重要使命。刊登这一照片的《东方杂志》,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创刊于1904年,因其紧跟时势、内容综合,加之商务印书馆因维新派进士张元济的加入而影响力俱增,《东方杂志》也成为精英群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作者发现,当时袁世凯远在河南老家,如何遥控指挥上海的杂志为其装扮政治形象,成为重中之重。关键角色乃是袁在上海任要职的心腹蔡乃煌。蔡乃煌当时担任上海道,与上海政商关系密切,他和《东方杂志》主编孟森,通过商界立宪派领袖张謇建立的交集,蔡乃煌和孟森合作的背景,是当时为共同对抗“皇族内阁”,北洋派与立宪派寻求合作。

  作者将其概括为“传播的政治化”。实际上,这仅仅是政治化的开始。晚清的《东方杂志》,发行尚小,种种政论、资讯,也只在政学界同温层中互相传递而已。但民国以后,报刊受众逐渐下移,至1920年代,县乡素民也成为报刊的读者。但与之缠绕共生的,是报刊并未在现代传媒发展的轨道上,以公正性和公信力发展为行业标准,而是对政党、团体的依附性越来越强,直到连多样的利益团体也各自归队,报刊也走向宣传机器化。

  本书未能探讨的众多国民党党部的机关报便是如此。北伐之后,国民党在统治区域建立基层党部,试图将权力触角深入最底层。党部在“训政”名义下,关闭了议会,占据了议会场地,以“民意机关”自居,在法律上获得监督政府、参与地方事务的权力。此前由地方新派人物所办的报刊,有些也被党部收编,成为党部的机关报,改换门庭继续发行。且不论对上负责的党部,是否真的能代表地方民意,国民党各党部对报刊的控制,本身就是政治权力强力介入媒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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