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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土文学的“仪式化叙事”

作者: 兰亭文学 来源: www.ltpic.cn 发布时间: 2020年08月11日 17:55:41

  仪式,指典礼的秩序形式,是研究人类发展史的重要渠道。仪式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如节日庆典、日常起居等。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仪式可凝结于具体细节之中,也可延展成宏大的叙事结构。将仪式主题融入小说的叙事结构,便构成“仪式叙事”。这种叙事手法常通过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生发出无限意蕴,在长篇乡土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仪式叙事在小说整体的叙事结构中要与文本完美融合,要巧妙地辅助人物形象塑造,从而使其本身的独特文化内涵在作品中得以彰显。“仪式”和“仪式化”有着本质区别却又紧密相关,“仪式化”是指非仪式行为有了仪式的性质和意义,代表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当把长篇小说放在“仪式化叙事”视域下考量时,“仪式化”不仅是表现故事的一种方式,更是我们洞悉文化、感知历史、解读文本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为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

  从贫瘠到壮美的乡村风貌

  在乡土文学中,“仪式化叙事”是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它通过“仪式”描绘乡村的贫瘠与富庶,展示乡村故事的真实与荒诞,从而表现乡村文化的断裂与发展。

  在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中,李佩甫对一生“坏事做尽”的虫嫂的“隆重”葬礼仪式进行了细致描写。这个“神偷”女人最初的偷窃行为是因为三个孩子饿得哇哇叫,而家里只有她一个劳动力,于是她“偷”了几穗玉米和些许芝麻黄豆。因为不齿于她的偷窃行为,三个孩子都离她而去。虫嫂在孤独中离世,只留下一把破扇子和一个存折。得知存折的存在,三个孩子匆匆赶来,于是有了虫嫂“豪华”的葬礼——“丧宴办得体面,院子里整整摆了四十桌酒席,上的全鱼全鸡,很隆重的丧宴”——生活的无奈和绝望将虫嫂逼到了绝境,而最后三万元的存折将三个孩子从千里之外拉了回来,这个“豪华”的葬礼仪式将虫嫂应对生活苦难的无奈与隐忍和子女们的丑恶展现得一览无遗。

  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这种仪式的描写也耐人寻味。田万友独自一人的祈雨仪式,是村民绝望之下期盼生存的生命之歌。“听见那哭一般的祈告声,心便猛地一沉——这悲戚的音调实际上是所有庄稼人绝望的呼喊声呀!”但这并没有使双水村居民面临的缺水问题得到解决,大家挖开上游的水坝,随之到来的洪水冲走了金俊斌,于是村民决定追认他为“烈士”,为其举行葬礼。悲壮的“祈雨”和高规格的“葬礼”遥相呼应,成为发生在贫瘠乡村的一场闹剧,但同时亦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悲剧。

  这样的仪式,在其他乡土小说中也较为常见。例如在关仁山的《麦河》中,为了家族的安宁,有安放土地神和祭奠土地爷的仪式;严歌苓的小说《第九个寡妇》在展现王葡萄传奇一生的过程中,也有着诸多民俗仪式的描写,如赛秋千、敬黑龙、惩黑龙等。乡土小说中农民所信奉的仪式和富有仪式感的行为无关宗教,多是源自传统思维自觉的文化模式和行为方式,是在经验的积累中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我们从这些仪式和仪式化的叙事中可看出独特的乡土风貌,及农民在面对文化断裂时的绝望、不甘与挣扎。

  回应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变革现实,20世纪80年代对乡村社会当下主体进行正面书写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并以其对社会生活的立体、多元呈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产生了一大批史诗性作品。在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雄伟的楚长城、秀丽的楚王庄,孕育出了暖暖这样不屈、不甘、不卑、不亢的灵魂。此时的乡村,从悲凉遍野的哀鸣到经济发展的凯歌,乡村的风貌也走向了壮美之路。

  从荒诞到真实的乡村故事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仪式化叙事的典范。《白鹿原》描写了白鹿村近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其中有大量民俗、巫术、古训和残忍且悲壮的惩戒方式,也有诸多亦荒诞亦真实的仪式描写。在这种“真实”的基础上,表现的是人们的开放与封建、先进与腐朽、归顺与反抗、古老与激进、出走与回归的对抗。

  六个妻子的死使白鹿原上的神鹿成了白嘉轩的唯一救命稻草,传统儒士的代表朱先生肯定了神鹿的存在,更是给了白嘉轩生活的希望。他对待父亲葬礼的态度体现了鲜明的新旧文化冲突。在“守孝三年以示孝道”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发生矛盾时,他屈服于传统社会的礼仪制度,在父亲死后两个月,便又开始娶亲。在白嘉轩生活于白鹿原的岁月中,这片土地上演着一系列荒诞且真实的仪式:白嘉轩带领族人用钢钎穿腮这一残忍行为来祈雨,他欣然接受这份荒诞,并坚定地认为,这样的行为可以让白鹿村自此风调雨顺。白嘉轩的一生都在模仿朱先生,在完成了传宗接代任务后,认为自己已无愧于祖先,便在白鹿原上移风易俗,恩威并施,行使白鹿原长者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