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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执行前给他一封信:如果有来生一定不会去犯罪

作者: 兰亭文学 来源: www.ltpic.cn 发布时间: 2020年02月13日 14:12:45

因为立功,王琪从死刑改判为死缓。

按照法律规定,死刑犯需要戴着铁质脚镣,宣布改判那天,李红带着另一个民警,把王琪的脚镣卸掉了。

李红觉得自己像老师,“管的是特殊的学生,表现好我们要表扬,表现差也要严格惩罚。”

“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去犯罪”

判决后,死刑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但要到哪一天被执行死刑,就连看守所民警也得当天才知道。

死刑犯执行当天,杨旭东早上到了看守所,一旦收到通知,等法警到来后,一起去监区“提人”。押解警车有面包车大小,看起来庄重、严肃,送死刑犯走完最后一程。

重刑犯比其他在押人员更敏感,民警忽然对他态度变好了、变差了,哪天多看了他一眼,都很紧张。曾经有个生了病的重刑犯,为了他的身体好,民警经看守所所长审批同意给他加一个鸡蛋,结果他看着鸡蛋不愿意吃,哭着问,“是准备送我上路了吗?”

有个死刑犯一审被判处死刑后,心里感到绝望,时常顶撞民警、违反规定,一次,大叫着问民警,“我已经这样了,还要怎么样?”杨旭东找到了他的家人,劝说家人给他写信,还在他生日的时候买了个小蛋糕。直到一年后执行,这个死刑犯再也没有违反监室规定。他给杨旭东留了一封信:“谢谢杨管教,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去犯罪。”

在看守所里,民警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艾滋病监区的在押人员给杨旭东起外号叫“杨妈妈”,另一位姓钱的民警是“钱嬷嬷”,曾经,有个年轻的重刑犯持续不听管教,杨旭东辗转找到了他的母亲,进入看守所以后,母亲不愿意再见他。

杨旭东把其母说动了,两个人见了一面,从此那个小伙子愿意听话了。

杨旭东和同事们管理的在押人员里,有部分是年轻人。谈话的时候,张军发现,他们大都埋怨自己的父母。杨旭东记得一个因为抢劫入狱的年轻人张欢(化名),在看守所的三年时间里,疼爱他的姥姥、姥爷相继去世,杨旭东给他的妈妈打电话,希望能来看看他,让他对生命重燃希望。

希望是看守所最珍贵的东西,民警们鼓励家人多来看望在押人员,李红发现,有在押人员收到了家里送来的衣服会开心,连续几天都表现得积极主动。

张欢被带离监室的时候是个冬天,杨旭东听到消息跑过去,看到了押解警车前的张欢,张欢眼眶红了,离着杨旭东几米远,喊着请求他,“如果我以后能有个坟,希望杨队有空来看看我。”

那是杨旭东和张欢的最后一面。

人生终点,法律裁定

“整个法律有诉讼过程,我们要保证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不出问题。”杨旭东说,五年前,他遇到过一位因贩毒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洪方(化名),洪方被押解到看守所时,前来对接的民警提醒杨旭东:“这人身体不好,之前住院时企图挟持护士,你们当心点。”

洪方是艾滋病人,杨旭东第一次去到艾滋病监区,身上穿防护服、手上戴一次性手套,监室里的在押人员不愿意理他,低着头没人说话。两个多月时间里,艾滋病监区成了最难管理的。为了拉近和艾滋病在押人员的关系,民警们开了个会,决定要从心里放下对艾滋病的恐惧,要“零距离”管理,亲手给他们剪指甲、理发,每天进监室里面对面谈话。

此后,他们脱了防护服,只戴着手套进监区。

用了一年时间,杨旭东干脆把手套脱了,现在,进艾滋病监区和进别的监区没什么两样。

2018年,因为艾滋病并发症,洪方被查出肝功能异常,住了好几次院。

每一次洪方就医回来,杨旭东都会去看看他——脸色越来越黑,瘦了,脸上能看出来骨骼的形状,连吃饭也变少了。但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正义,只要他的死刑复核程序还没下来,他就是个病人,必须全力给他治病。”生病以后,民警围着他跑。一个司机,一个保安,加上至少三个民警轮班看护,从早到晚。

最后,洪方在HIV病毒终结他的生命之前,被依法执行死刑,他的人生终点是法律裁定的。

杨旭东记得一位在看守所待了六年的毒贩陈凯(化名),他的案件证据确凿,他却坚持不肯认罪,一审判决死刑后,陈凯不愿意接受,一直坚持上诉,直到案件由高级法院发回重审。

陈凯在押的时间里,杨旭东和他谈话上百次,“比我跟我儿子聊得都多”。陈凯在监室里表现得规规矩矩,杨旭东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晚查房的时候能看见他。突然,重审结果下来了,依旧是死刑。

执行死刑当天,杨旭东接到通知,去监室看了陈凯最后一眼。他刚吃过早饭,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杨旭东走到门口,透过铁门,陈凯抬头看了看他,又低下了头。

脚镣碰在地上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了。

新京报记者 卫潇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