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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作者: 兰亭文学 来源: www.ltpic.cn 发布时间: 2019年11月28日 19:27:31

1919年1月28日,法国外交部会议厅,巴黎和会就中国山东问题进行专场讨论,还差一天即将迎来31岁生日的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申诉立场。
80年后,反映巴黎和会的电影《我的1919》,陈道明完美演绎了顾维钧人生的最高光一幕。摘录影片最精彩的一段台词——
顾维钧: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三千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呢?四万万中国人民该不该愤怒?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盗窃?是不是无耻啊?是不是极端的无耻?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者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众人鼓掌)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一个真正剪掉辫子的中国人。)
(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中国观点最卓越的论述,今天晚上整个巴黎都会谈论他。)

如果说上述陈词具有金属的质地,那么“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则闪耀着钻石的光泽。在强权压倒公理的时代,作为弱国的中国想说一声“不”,何等不易!好在顾维钧说了出来,铿锵有力,精妙绝伦。将中国的山东譬作西方的耶路撒冷,以此唤醒肉食者的同理心,并提示肉食者:日渐衰竭的草食动物虽断无生路,但还有残存的体面。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陈道明饰演的顾维钧
毫无疑问,“耶路撒冷之喻”作为外交修辞是登峰造极的,作为历史先声亦可震撼人心。金句挂在顾维钧名下,显得顺理成章。有点历史感的人,甚至会抱着一份成全之意,在陈道明的念白与顾维钧的申辩之间画等号。
但一个问题,哪怕时隔百年仍值得推敲:“耶路撒冷之喻”是否真的回荡于1919年1月28日的法国外交部会议厅?不妨回到历史现场。
1918年,一战结束。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国人对此会寄予厚望,期盼中国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扫受人欺辱的历史,收回战前被德国侵占的山东。然而,巴黎和会期间,即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提出,要无条件接管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在山东的一切其他权利,全然无视中国亦是战胜国的事实。面对日方挑衅,与会的中国外交官不得不予以反击。经过一夜准备,1919年1月28日,五位中国代表里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发言。顾维钧的发言思路清晰、言辞得体、事实可靠,在法理上对日方的无理要求进行了驳斥,既捍卫了民族权益,又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
作为一个文本,顾维钧的发言堪称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经典篇章。《顾维钧外交演讲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就收录了这次发言。这本书中的演讲稿是从顾维钧捐赠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文件》中挑选出来的,25篇文章均为英文原稿与中文译稿一并刊印,是顾维钧演讲最权威可靠的记录。《巴黎和会上的发言》是书的第一篇,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完整记载了顾维钧发言的一字一句。
非常遗憾,逐字逐句研读这篇演讲稿,并没有发现“耶路撒冷”(Jerusalem)这个词,也没有类似的比喻。实际文本与电影台词最具关联性的段落,表述如下——
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块圣地。全中国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山东省,该省在中国的发展中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难看出,现实表达与艺术创作之间,有较大的出入。就风格来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条分缕析,克制而内敛,重在陈述事实和法理,未见基于强烈情感的词句。此为两者区别之一。区别之二,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是用英语而非汉语。
进一步查阅十三册《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和新近出版的《顾维钧家族》(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与巴黎和会相关的章节里亦无“耶路撒冷之喻”。
由此,可以负责任地说,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捍卫了中国主权,向列强说“不”,但他说“不”的方式并不像陈道明演的那样——他没有说过“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那么,“耶路撒冷之喻”又从何来?

“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顾维钧回忆录》
《财经》杂志2013年曾刊发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的文章《论顾氏演说》,文中,唐启华推测,“耶路撒冷之喻”可能系当时报章的夸大渲染,受顾维钧演讲中的“圣地”的启发而衍生出“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费加罗报》也引用了这句名言。
有意思的是,学者余世存提出了与唐启华不同的见解。他曾著有《弱国幸有顾维钧》一文(收录于2012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民小国: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此文是中文网络里关于顾维钧巴黎和会演讲传播最广的一篇稿件。文中,余世存坚称“耶路撒冷之喻”出自顾维钧之口,同时也提及了《费加罗报》的引用。
顾维钧巴黎和会发言是否有“耶路撒冷之喻”,已有明确答案。是否为当时报章的夸大渲染?以法文对《费加罗报》数据库进行搜索,该报历史上的标题或正文里没有出现过“耶路撒冷之喻”。《费加罗报》既被证伪,那“耶路撒冷之喻”有没有可能出自其他报纸的报道?是中文报纸还是外文报纸?想必,这是一次海中寻针似的搜索。
翻查关于巴黎和会的新闻史资料,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呈于今人目下:对于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巴黎和会,中国只派出了一名职业记者亲临现场,他就是《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整个会议期间,胡政之共向国内发回18篇报道,以“巴黎专电”或“巴黎特约通信”为栏目名刊发于《大公报》二版。由于通讯不便,胡政之的报道一般要延宕两个月之久才能见报。可即便如此,胡政之的报道依然算得上是对巴黎和会的贴近观察。通读这些报道,尤其是对1919年1月28日山东问题专场讨论的报道,没有“耶路撒冷之喻”。
有趣的是,1919年5月17日,《大公报》刊登了胡政之撰写的《外交人物之写真》一文,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位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逐一进行了文字画像。对顾维钧,胡政之如此描述: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